各國NDC與本文提出的自我保護策略間的排放差距。正數（紅色部分）表明需要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近年來，全球溫度上升帶來的氣候變化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頻發、農業和生態系統受損、人類健康遭受威脅等等。

即便每一次事件都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損失，但各個國家在制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時，不免擔憂，承諾的減排量越大，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多，氣候變化畢竟是全球性的事務，怎么能僅以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為代價呢？

《自然-通訊》4月14日上線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各國不完成當前的國家自主減排貢獻（NDC）目標，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遠超為減排付出的成本。到2100年，與實現全球溫控目標相比，全球總損失可能達到150萬億-792萬億美元左右。

這項由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魏一鳴、余碧瑩、梁巧梅課題組等團隊完成的研究，介紹了一項旨在實現2℃和1.5℃溫控目標的最佳全球合作減排策略，此策略有望帶來累計約127-616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2015年的《巴黎協定》，明確提出將全球溫升控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2℃這一長期目標，并將1.5℃確立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努力方向。同時提出了一個動態評估機制，即各國應根據自己的能力逐期加大減排力度。自協定簽署后，有170多個締約方提交了NDC。遺憾的是，研究表明，根據各國現有的NDC，很難實現全球的溫控目標。

不少國家出于短期經濟發展的考慮，可能會拒絕加強短期內的減排力度，但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日益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魏一鳴團隊思考，“如何才能讓各個國家自發進行更大力度的減排呢？”

“經濟發展和減排目標看似是矛盾的，但其實是一個閉環上的兩個系統。社會經濟活動產生溫室氣體，引起自然系統變化，進而又可能給社會經濟帶來損失，因此，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民眾，都要采取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改善溫升和自然環境，避免損失發生?！痹撗芯康耐ㄓ嵶髡咧?、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余碧瑩告訴《中國科學報》。

因此，學者們致力于探索和完善氣候變化評估模型，以實現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平衡。

2016年，魏一鳴團隊與國家氣候中心、國家信息中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科院等機構的人員合作，承擔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科研任務，開發了“中國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C3IAM），實現了地球系統模式與社會經濟系統的雙向耦合，在復雜動態系統未來可能發展的狀態下評估氣候政策的影響。

此次的研究，正是基于C3IAM所進行的。

余碧瑩介紹，在模型中，綜合考慮了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投資水平、消費水平，采用不同的低碳技術及技術采用程度等對經濟成本及排放量產生的影響，再進一步量化這些影響對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造成的損失，最終實現二者的雙向耦合。

基于C3IAM中的子模塊，全球多區域經濟最優增長模型，研究人員對全球12個區域、134個締約方提交的NDC方案進行了分析，發現大部分國家的NDC是缺乏雄心的，這和目前研究的主流觀點一致。

研究還表明，到2030年，全球需在現有NDC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190億-29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即把所有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后對應的值）排放，才能實現2℃的溫控目標，需進一步減少280億-300億噸的二氧化碳當量，才能實現1.5℃的溫控目標。

“所有國家都要加大減排力度。平均而言，中國要在現有NDC的基礎上再減少65%左右的碳排放量，日本、美國、俄羅斯、歐盟的這一數字分別為101%、93%、85%、72%。同時，這些大國和地區要在在本世紀中葉前實現凈零排放，才有可能實現1.5℃的長期溫控目標?！庇啾态撜f。

她表示，實現凈零排放是完全有可能的，技術手段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集與封存（CCS）、生物質CCS、能源互聯網等，市場手段有碳稅和碳交易等。

如果各個國家都能按照這樣的減排策略實施，全球將于2065-2070年間實現扭虧為盈。而到本世紀末，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會獲得收益，其收益占該國2100年GDP的0.46%-5.24%。

余碧瑩說，“我們相當于把氣候變化的‘經濟賬’擺在了臺面上，各個國家能夠明確看出不積極減排或力度不足會面臨的損失，而如果加大力度，實現溫控目標，能夠獲得多大收益。這樣，各國或許會拿出更理性的減排方案，從而提高他們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性，更好地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程?！?/div>